1、金融贷款中，只要在放款前，都可以取消。 2、贷款发放前，都可能因为银行信贷、开发商、购房人的原因而取消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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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除本身词汇丰富外，兼收并蓄也充实了汉语。汉语中引进，吸纳，改造的外来语也很多。语言在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与世界各民族的交往日趋频繁，所以外来语言也逐渐汇入汉语体系。仅举两例：引擎与吉普两个词的译音既巧妙又吻合，很容易被汉语吸纳，这是两个很特殊的外来词汇。
问题是不准确的，不是部队的所有装备都叫“制式”，而是一个国家的军队必然有自身在各个领域的“制式”装备，同时，也存在着用于实验、研究、参考和学习的“非制式装备”。通俗地说，制式装备就是军工部门经过研发和测试成功后，确定标准的技术参数和正式的装备编号，再通过大规模采购或生产提供给部队的主流武器装备。（德械师的制式装备，但能够达到标准的极少）制式装备（武器）对于部队是非常重要的，它保证了武器装备在生产、维修、补给等多方面的标准化，也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军工综合能力，比如我国军队曾经装备的“五四式”手枪、“五六冲锋枪”、“八一式步枪”、“四零式火箭筒”、“八二无后座力炮”等大名鼎鼎的武器，都是正式定型的制式武器，有名称、有型号、有编号、有说明，制式武器的大规模装备部队被称为“列装”。抗日战争时期，受限于国力的贫弱，中国军队的制式武器品种和数量都比较少，难以满足部队的作战需要，只好通过国外采购或国际援助的形式获得各类武器装备，由于来源复杂难以形成“制式”而号称“万国造”，使部队的战损及弹药补给非常困难，战斗力也因此大打折扣。举例来说，国军一个步兵师编成内的轻重机枪、步枪的型号和口径五花八门，后勤部门如何进行弹药补给？别看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在某些性能上不及中国军队装备的几种步枪，但那是1907年就定型的日军制式武器“有坂三八式步枪”，几乎所有的日军步兵人手一支，弹药补给和零件更换、战场维修非常方便，辎重部队只管把弹药尽量多送到前线即可，无需考虑型号问题，同样，小鬼子的“九二式重机枪”、“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八九式掷弹筒”和“九二式步兵炮”全都是制式武器，有利于后勤单位和辎重部队的统计和输送。当然，日军也进口了少量德制冲锋枪或驳壳枪，这就不是他们的“制式武器”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有几款制式武器，比如拿到图纸仿造的“中正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和“二四式水冷重机枪”等，对比日军轻武器的性能，这几款制式武器其实是不赖的，可惜由于生产能力有限，还做不到全国军队的普遍“列装”。在1942年之前，仅有中央军嫡系部队可以全额配发国产制式武器，比如抗日铁军第74军的步兵就装备一水的“中正式”，这已经让许多杂牌部队羡慕不已了。在上高战役中，李天霞第51师所部装备的“二四式重机枪”（马克芯仿制品）由于数量较多、弹药充足，曾经让日军独立第20混成旅团吃尽了苦头，伤亡惨重。（二四式重机枪）制式装备还包括刺刀、子弹盒（袋）、防毒面具、手榴弹等等军队必需品，国军也是进口和仿制并存，并且仅能装备部分主力部队，比如防毒面具就列装数量太少，经常在日军毒气战中吃大亏。正是因为自身军工能力有限，以及种种历史原因，使国民党军队无法拥有成体系的“制式武器装备”，它的恶果不仅是抗战时期的被动，在解放战争中尤甚，30年代初期的德械、30年代末期的苏械和40年代的美械、缴获的日械充斥国军各部队，还有各地方杂牌部队进口的英械、法械甚至是阎锡山的“晋造”，一师一团还好说，在大兵团作战中让后勤补给困难重重，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这一层需要客观，另外一方也不仅仅是“小米加步枪”。（二四式重机枪训练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百废待兴和作战需要，曾经购置了大批苏械，但一切零件和弹药均需进口，这些武器装备对于苏军来说是“制式”，对我军则成为了进口货，是要被“卡脖子”的；因此，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新中国开始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军工事业，逐步淘汰五花八门的战利品和舶来品，从轻武器到重武器形成了国产化和制式化，现如今则是飞机、坦克、军舰都形成了国产制式，比如下饺子一般的“054、056”等新型水面主力舰艇，“歼10、歼15、歼16”等主力战机，对强军意义重大。
1937年8月11日，老蒋在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绝密的“最高国防会议”，中心议题是下一步的对日战略。会议最终做出如下决议：对华东日军采取“先机下手”的战略，用沉船和火力封锁江阴要塞，以防止日本海军自淞沪溯江攻击南京，同时截留南京以及上游九江、武汉、宜昌等码头的所有日本舰船，一并要全歼日本驻扎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这个军事部署是基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日军侵华步骤的战略预判，即在华北大打以后，日军极有可能在淞沪地区动手，因为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1936年拟定的《对华作战计划》中，已经做出了战役预案：“以五个师团（分为两个军）分别登陆上海市区和杭州湾，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南京和杭州三角地带”。由于日本的大规模战争动员尚未完成，主要现役兵力正投入华北，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淞沪地区仍然相对平静，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面，是中方担心盘踞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会成为“内应”，从而接应日本陆军主力登陆淞沪；另一方面，是由于南京政府最高层的泄密，使上海日军非常担心遭到中国军队的主动攻击，所以当时的上海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表面平静之下其实暗流涌动。引爆淞沪会战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一个是“军政部次长”陈诚。张治中曾经率军参加过1932年的淞沪抗战，对上海的作战环境和日军情况比较了解，他强烈主张在华东地区对日“先发制敌”，并将中国抗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指九一八事变）；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指1932年淞沪抗战）；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也就是说，既然判定日本人早晚要在淞沪动武，那么就应该先下手为强，干掉其作为内应的海军陆战队。有鉴于此，在得到老蒋的默许后，张治中已经着手预做准备，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周内，即派出正规军补充第2旅的一个团，身着保安队服装潜入上海，秘密进驻虹桥机场和龙华原淞沪警备司令部地区。同时命令第87师、第88师从原驻地南京和江阴前移，随时准备增援淞沪。当然，这肯定也引起了日本人的警惕和怀疑，于是有了8月9日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一个尉官一个士兵）硬闯虹桥机场的举动，其实就是想强行侦察中国军队的番号以及备战情况，结果被补2旅士兵当场击毙，这就是著名“虹桥事件”。这次事件爆发后，日本海军态度开始强硬起来，要求南京政府赔偿损失并且接受日方的“核查”，同时派遣大批军舰和陆战队开进黄埔江，以作为军事威慑。另外一个对日强硬派就是陈诚，当时已经手握“土木系”军事集团，地位正处在上升期，所以说话的分量开始加重。考察完华北战事以后的1937年7月15日，陈诚急电南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敌如出兵扰我长江，则我国应整个发动，先肃清其各地租界及海军驻屯军。理由：我国对日作战，其唯一之有利先机，厥在制敌机先，予以奇袭，消灭其驻军，巩固我腹地”！陈诚的意思和张治中差不多，那就是宁沪杭地区为国民政府的根本所在，一旦日军有在淞沪动手的征候，应毫不犹豫先发制人扫清上海之敌。同时，军委会高参蒋百里8月初也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理由是华北战局不妙，津浦线日军虽然推进缓慢，但是平汉线日军攻势凌厉，刘峙集团军明显不支，日军有沿平汉铁路直驱武汉的可能，如果九省通衢的武汉过早沦陷，那麻烦就大了。种种谏言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老蒋最终下定了在淞沪开战的决心，遂有了开篇8月11日的“最高国防会议”。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与会的行政院秘书黄浚已是汉奸，所以这次会议的所有内容均被日方侦知，不仅长江中上游的舰船全部及时出逃上海（武汉的陆战队都跑回了上海），东京日本内阁和军部，也几乎同时做出了增兵上海的决定，时间是8月12日中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派兵方案是：“上海方面派遣部队，是以第11师团和第3师团为基干编成一个军，八月十五日为动员第一日”。到这个时候，由于中日双方不约而同都决定增兵上海和进行大打，那么淞沪会战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了。只不过中国军队由于距离较近，开进上海的时间较早，于是8月11日的夜里，张治中离开苏州指挥所，率两个德械师全速推进，至12日天亮时已经占领了预设阵地，因老蒋变卦，攻击时间被延误了一日。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也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准备在陆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死守位于虹口的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及周边。1937年8月13日下午，孙元良第88师先头部队一个营，向八字桥方向搜索前进，师主力随后跟进，攻击目标即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而得知陆军增援部队将于8月18日登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胆气有点壮了起来，也派出一个大队进行延伸布防，下午3时许，双方两支营级部队在八字桥头猝然相遇。第88师先头营少校营长易瑾下令部队开火，淞沪会战（八一三事变）正式爆发！
原则上其实并没有“甲类集团军”的称谓，它是对之前“甲种军”番号的沿袭和俗称，并非军方正式编制名词。而在军史上首次正式出现甲种军的编制，要追溯到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5年，随着美援武器装备大批到来，重庆军事委员会决定编组“三十四年式甲种军”，用以作为对日反攻的主要突击力量。当时所谓的“甲种军”，就是借鉴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之成功经验，选择一批战斗力较强的嫡系部队进行升级改造，首批入选的有六个军：第5军、第13军、第18军、第73军、第74军和第94军，也俗称为“全美械军”。可以发现，这六个军中有两个隶属于王耀武第四方面军，可见老王当时的如日中天。甲种军倒不是增加多少兵员（但确实很充实），而是以新一军和新六军的编制、配置为参照（毕竟这两个军战果辉煌），重点加强军直属部队的建设和作战单位火力配置。其中军直部队加强到：一个105mm榴弹炮营、一个工兵营、一个通信营、一个兽力输送营，以及军部特务连、搜索连、辎重团等杂七杂八的单位。如此加强下来的军直属部队兵力即已高达5390人，军辖三师，各师也重点强化了直属部队，包括一个75mm山炮营、一个工兵营以及搜索连、通信连等等，使每师编制人数达到10793人（在抗战末期这已经是很高的数字了）。因此，三十四年式甲种军的全军兵力接近38000人，普遍配备了美式冲锋枪、轻机枪和步兵伴随火器。之所以命名为“甲种军”，还意味着这些部队可以优先得到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和补充兵员，从而维系其战斗力的强力存在。不过后来因为美援武器不足，以及狼多肉少，第二批入选的六个“全美械军”就差点意思了，后来干脆出现了“半美械军”，根本达不到初定的甲种军标准。当然，此时也就不存在什么更高一级建制的甲种集团军，因为按照惯例，甲种军的名额或者美械武器数量的分配，肯定是各战区各派系“雨露均沾”，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兵团级的优先编制。而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都是不那么正规的，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分类，唯一的区别 ，那就是战斗力和战斗作风了。直到建国以后，经过正规化建设和不断的演变，到了七大军区和18个步兵军时期，才正式出现了“甲种军”的内部称谓编制，即遴选曾经战绩辉煌和作风优良的部队，承担着作为精锐战略机动力量的任务。当时入选的有七个军，每军各辖三个师（甚至更多）以及若干直属旅，比如第27军、第38军、第54军等等。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还是沿袭军改之前的番号为好，其实在那个时代出现“甲种军”编制更多是一种无奈，即在经费和新式装备数量不充足的情况下，优先满足若干战备值班部队。比如这七个甲种军中，就包括全军仅有的三个重装军。既然这七个军被定位甲种军，那么其它就是乙种军了，在我军推进合成化的进程中，这些军再升格为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但是在完成集团军的改制以后，甲种军的称谓其实已经不复存在，军迷们只是习惯上将由原来甲种军升格而来的集团军再沿称为“甲类集团军”，并不是很准确很专业。尤其是军改以后，原18个集团军再被整合为13个，作战序列已经有了很大的调整和变化，再加之经费和新装备的大为充足，集团军之间的实力区别不再那么明显，也就没什么甲、乙之分了。
